“五四”那一茬人，不光是可敬的，也是可亲的。有点像你不远的祖上，你知道他们品行上的缺憾，也知道他们为家族的兴盛建立了怎样的功业。比如傅斯年这个人，性情执拗，言语激烈，后来又去了台湾，可是你若知道，“五四”当天他扛着大旗，直奔赵家楼打进曹汝霖的住宅，他当学生时连胡适都佩服他的学问，当史语所所长时，使中国的考古学与语言学研究走上了正规，就不能不心悦诚服了。
一些书上，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总是说他们有着怎样的抱负，又逢上了怎样的时际，于是成就了这番伟业。这样理解，不能说不对，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中国历史上，外侮逼近，内政不修的时期，不知凡几，怎么就这一茬人表现得那么杰出？
不是要诬陷前贤，我只是想说，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思路是不是可以更宽一些。不光从时局上找原因，也从这一代人自身的心理上找原因，不光要找积极一面的原因，也要找消极一面的原因。
北京大学素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之誉，陈万雄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一书中，专门有一节叫《蔡元培的出掌北大》，列表介绍当年北大文科教员的情况，作者的用意在于“以此为线索，显豁当时北大的改革以致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的一些人事上的因缘和因素”。
共列了67人。粗粗看一下，就会发现，这些人里头，相当多的是留日或留英美的学生。由此推论出，他们是接受了东洋和西洋的先进文化思想，促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形成。这是人们常说的，当然是对的。
还有一个现象，往往被研究者忽略了。那就是，这些人里头，有一部分是有功名的，所谓的功名，指科举时代的出身，也可说是那个时代的学历。陈独秀、杨昌济等是秀才，陈汉章、刘师培是举人。蔡元培本人是进士且点了翰林。就是那些没有功名的，少年时代也大都是做好了应试准备的。只是朝廷废了科举，才转而上新式学堂，继而出洋留学。没什么奇怪的，由应试而入仕，是那个时代读书人最主要的人生选择。
入仕是读书人的前程，也是读书人报效国家的途径。这个途径一下子断了，新的途径正在寻觅和草创中，尚未走上常轨。这样一来，许多优秀的文化人，退而求其次，便汇集在大学里，走上讲坛，从事培育天下英才的职业。大学教员地位崇高，待遇优厚，也是吸纳人材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像北大这样的名牌大学，本身就有太学之称，更会让那些优秀人物趋之若鹜。至于他们中一些人对新文化运动持不同的态度（比如有人反对白话文），那是另一回事，至少他们在传播新学识，培育新一代文化人上，是卓有建树的。
这是一支哀师，一旦时机到来，他们就要抛头颅，洒热血，为国家为民族也是为自己，大显身手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既是这一茬优秀知识分子的爱国运动，也是他们的自救运动。救国与自救，在这一层面上是完全重合的。加上了自救这一重含义，这一运动的兴起，就显得更为合理，也更为悲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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